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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在信息技术时代，新就业形态在吸纳就业、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众多类型的新就业形态中，那些以自然人的身份、以个体化（而非组织化）方式从信息技术平台上承接工作事项的从业人员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是新就业形态发展过程中最主要的“短板”。从劳动从属性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劳动是介于从属劳动和独立劳动之间的第三类劳动。解决第三类劳动者界定标准和个性化权利配置问题，是推动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的重要一步，也是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机制的必由之路。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第三类劳动进行了有益探索，本期文汇予以汇编。

建议针对第三类劳动进行单独立法

方长春在《人民论坛》2022年08期《“第三类劳动”及其权益保障：问题与挑战》一文中认为，平台就业等新就业形态在当前吸纳就业、保障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新就业形态的发展与规模壮大也是信息技术时代用工方式变革难以阻挡的趋势。然而就业形态的新型化也对劳动权益保障带来了新的挑战。真正带来挑战的是那些以自然人的身份、以个体化（而非组织化）方式在信息技术平台承接工作事项的从业人员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从劳动从属性的角度分析可以发现，这类从业人员的劳动既具有一定的劳动从属性，同时又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是一种介于从属劳动和独立劳动之间的第三类劳动形态。第三类劳动从业人员的法律身份既不同于标准化就业中的雇员，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承包商／协议商。在劳动二分法的框架下，他们的权益保障其实很难找到适用的法理依据。受到从属劳动—独立劳动，及劳动法—民法二分思路的影响，就第三类劳动者权益保障而言，相关领域出现了两种解决思路。这两种思路，要么将他们“推向”雇员一侧，坐实劳动关系，让其接受劳动法的保护；要么将其“推向”独立劳动一侧，并在当前以灵活就业人员的方式保障其权益。在政策实践过程中，这两种解决问题的方式都得到积极尝试，相关措施也将得到进一步精细化。然而，这两种方式都有其局限性。这两种方式所体现出来的“非此即彼”的逻辑没有突破既有的法律框架和既有的劳动二分框架，其最终效果也不容乐观。相对而言，考虑到第三类劳动的部分从属性，笔者更认同第三种思路，即针对第三类劳动进行单独立法，由此建构起从属劳动到准从属劳动，再到独立劳动的完整的、具有层次性的劳动权利保障体系。

建议未来对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完善

涂伟、王文珍、王雪玉在《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23年02期《谁是我国的第三类劳动者？基于从属性特征的类型学及其工作条件组间差异分析》一文中认为，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保护应该主要基于其经济依赖性。劳动法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就业关系中处于弱势一方的劳动者并确保其在安全与健康的劳动条件下工作。从这一点出发，对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保护，应该明确引入经济依赖性指标，淡化对该群体人格从属性认定的执着。因此，未来对第三类劳动者的保护应该重点考虑其经济依赖性的大小。只要认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经济依赖性较强，劳动法皆有对其工资、工时、社保等主要劳动条件进行保护的必要性。

第二，加快对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可操作化改革。第三类劳动者内部的异质性导致了出台劳动关系统一认定标准的难度。目前来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保障中社会保障覆盖率低的确实是最突出的问题。尤其是对于法律身份为第三类劳动者的群体。他们既无法像兼职人员一样参加由原单位主要缴纳的职工社会保险，也很少主动参加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因此建议未来对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完善，降低他们的参保成本、提高他们的保障水平和意愿。

平台工人权益保护立法的基本思路是确保符合“劳动者”标准的工人得到劳动法保护

谢增毅在《中外法学》2022年01期《平台用工劳动权益保护的立法进路》一文中认为，我国互联网平台工人数量多达数千万，且增长迅速。平台工人面临身份不明确、工作时间长、收入不稳定、职业伤害保障缺失、算法运行不合理等突出问题。由于平台用工的特殊性，现有劳动法及其司法实践难以为平台工人提供有效保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对平台工人进行了专门立法。我国有必要出台平台工人权益保护专门立法。平台工人权益保护立法的基本思路是确保符合“劳动者”标准的工人得到劳动法保护，并为一般平台工人提供基本劳动权益保障。立法应通过劳动关系举证责任转移规则，使平台工人身份得到正确归类。平台工人的基本权益内容应根据所有工人应享有的基本权益、平台用工的灵活性以及平台主要依靠算法运行的特点而设计，应赋予平台工人平等就业、职业安全卫生、工资、工时、加入工会和集体协商等方面的权利，以及与算法相关的权利。

（栏目主持：王玥）